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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是自由人，人身自由，经济上也自由。中世纪的时候，不甘奴役、有一技之长的欧洲庄园的农奴们逃到海边的城市威尼斯等自谋生路，开作坊，做生意，建立城邦国家，形成市民社会，引发文艺复兴，带来科学革命，开启现代文明，这群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市民”。想想自己来深圳闯荡的经历，想想大多数来深圳闯荡的人的经历，当年的威尼斯人恍惚就在眼前。“深圳市民”这样一个族群确乎是存在的，而我就是其中一分子。　　布莱克维尔的《百科全书》解释，市民社会是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市民社会强调自治，不强调政府的过度规制。所以，我这篇观感式的建言，不是“老百姓”喊冤；也不是居江湖之远的臣子对朝廷的“谏言”；而是一份两会前夕的时局观感、市民“建言”，是从市民常识的角度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或者说，是一份“市民要约”，邀约政治家和市民就当今中国的社会变革问题达成共识。　　好了，开头就说这些，目的是想就这篇为寻求共识而写的文字达成一种共识。 　　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导盲犬” 　　移民城市的人们往往更关心自己所处的城市。作为深圳移民，我从到深圳的那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深圳的大情小事，因为这关乎我移民深圳的决定是否英明，关乎我自身的命运能否因为这座城市而被改善。　　我是200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三天到深圳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深圳与一圳之隔的香港就似乎已经淡出他们的发展黄金期。唱衰、抛弃、迷惘、彷徨，象噩梦一样纠缠着这两座城市。从表面看来，这是个香港被唱衰、深圳被抛弃的问题，但是透过这些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与路径问题。　　在中西砥砺、世界融合的历史上，十六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土，带来自鸣钟的基本机械和西式的天文历法，但古老的北京拒绝了继续领先世界的机会；十九世纪清政府在多次被动挨打之后兴起了洋务运动，但十里洋场的上海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嫁接未能免于夭折的命运；晚清以降，战乱频仍，比及“文革”，我们与国际社会几乎隔绝，艰难竭蹶之中，惟有开辟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国运之盛衰，系于深圳之一脉。　　深圳不单是深圳人的深圳，不单是广东人的深圳，甚至不单是现代中国人的深圳。深圳梦，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较而求胜出的梦。这个梦是否能圆，攸关深圳人、攸关广东人、攸关包括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攸关明清、民国以来含恨九泉的志士仁人。不管你承认与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深圳就是中国政经态势的情雨表、风向标，过去是，今天是，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是。透过深圳具象，人们可以对中国问题的全体与实质作出深切的透视。　　因此，深圳的问题，或者准确地说，深港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开关、封关、建桥、修路、人来、人往、股市、城市的问题，甚至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东北部的平衡、整合，都不是大问题，至少不是问题的实质。深圳或深港问题的要害是：中国以市场化、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不要坚持consol煤炭资源股价实时情况？怎样坚持？繁荣与幸福的根基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之上还是建立在激发民众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人类潜能的基础之上？经济繁荣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赖以孕育的温床还是藉以抗拒全面社会改革的口实？中国的经济改革会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覆辙？又会不会回到道德说教式小农社会的原点？　　深圳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中国问题。深圳问题的答题人不在深圳，而在北京。北京要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离不开深圳。无他，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导盲犬。　　三、失去深圳的导引，中国飙上了从“权贵经济学”到“穷人经济学”的过山车　　自从1997年深圳市某领导一次“出格”的改革言论遭到无情棒喝以后，深圳浪漫主义的改革声音就逐渐淡出中国历史。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文革”后的艰难竭蹶。一批批不满现状、不甘命运安排、决意寻求改变的不安分子冲破层层藩篱，怀揣梦想，来到深圳。他们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有开创新生活的梦想与自由。商业创新与政治改革一拍即合，开始了一场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城市商业革命。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价值观革命，到员工招聘、干部直选的社会组织方式革命，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的社会境界的革命……，那是怎样一个人性张扬、思想弘放、财富奔涌、群星闪耀的时代啊，那种理想与高度，我们至今仰望。名不见经传的深圳，从此蜚声中外。　　9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骑士式精英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那种基于对旧体制刻骨铭心的痛切感受，从而不计个人得失安危进行社会改革的堂吉珂德式的英雄已成往事。权力发现了可以在市场中变现的好处，商人发现配合权力寻租，可以获得比常规生意高出N倍的利润率。旨在解放人、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被简单化地理解为“搞钱”。“发展才是硬道理”，被理解为“搞到钱”才是硬道理。　　80年代初谈钱色变，那时候深圳人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主张物质鼓励，那是对伪道德的公开宣战，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价值观的革命。90年代后人人都知道钱了，盘踞在权力高处的人们可以象魔术师般地变出许许多多花花绿绿的钞票来，这些搞出来的钞票，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譬如早先的深圳股市的先驱者是为了理想、为了公司治理现代化，他们呕心沥血，筹建中国股票市场，他们是可敬的；可是后来的证券公司一味地只是圈钱，再无改革中国公司制度的理想，那就变得可耻了。80年代，深圳打工妹的高工资，是令人骄傲的改革开放符号；近年来被挪用的上海社保资金，就是国家权力腐败的铁证。　　权力乐此不疲地洗劫市场，导致民间财富被掏空，民间致富动力和能力，都大受伤害。两极分化，社会矛盾，逼迫国家决策者开始研究“穷人经济学”。　　是金融海啸把深圳重新拉回到中国的主流视野。　　2008年11月，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航盛电子、德昌电机，高度评价深圳依靠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在目前金融海啸影响下创造出的成绩，依靠创新，深圳不仅赢得了尊严和地位，还赢得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主动。深圳在中国的功能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再现。有评论人士称，这足以证明深圳已完全走出“抛弃论”阴影，重新回到中央政府推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四、深圳奇迹的奥秘：以商业法则，释放人的潜能。　　深圳，是一个奇迹。理解这个奇迹，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商业文明持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和商业财富的深圳投奔者持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喷薄而出，这是缔造深圳奇迹的真正内在驱动力。　　尊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合乎人类理性的商业法则，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是近代西方工商业蓬勃发展、现代商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深层奥秘。欧洲中世纪的9到13世纪这段时间，城市化运动率先在亚平宁半岛等地兴起。附近许多贵族庄园里的农奴跑到新兴的城市里来，成了独立谋生的自由人，进而构成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工商业城市的市民阶级。市民们以城市宪章等契约的方式界定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关系，实行城市自治。由于个人的商业利益得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商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商业财富象滚雪球一样积累起来。富裕的城市生活又进一步引发了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关注世俗生活甚于关注天国生活，是意大利城市商业精神的总结与升华。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来了一连串的思想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现代文明的根基实在由此而奠定。　　当年深圳的贫瘠与偏僻，一如历史上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水城。无数从计划体制的藩篱中逃离出来的男男女女，由四面八方汇聚到深圳。他们原本不是什么商人，除了力图开创新生活的梦想与追求，除了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尚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就象拜占庭帝国给了威尼斯商人财富和经验一样，来自香港等地的外资企业给了深圳人经受西方商业文明洗礼的机会，深圳人不仅在这些企业里淘到了第一桶金，积累了创业的初始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习得了商业经验、掌握了现代社会的商业法则。　　如果说，今天的深圳依然能够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出经验与智慧，那肯定是因为深圳有一群比较纯粹的商人，这群商人在深圳城市人口中比较占多数，并因此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商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以令到深圳对金融海啸有快速的反应能力，令到深圳对中国问题有独到的深圳解法。下面试例举之。　　五、站在深圳看中国之：跳出朱元璋的局限，回到王安石的起点　　中国宋代时期的民间商业已经很发达，但是王安石旨在建立商业社会新秩序的改革失败了，结果中国退回到朱元璋式的小农社会。　　王安石失败的根源是什么？黄仁宇总结的比较客观：宋朝没有找到可以对商业社会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结果只能让朱元璋来进行道德管治。　　当代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0年，解决温饱问题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接下来是进入可以数字化管理的全新商业社会？还是在传统的政治说教治理阶段止步不前？　　我认为停滞不前的风险很大，不寻求技术突破，一味的道德说教，已经在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吏治腐败，上行不能下效，下情不能上达，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官员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治理技术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可能是搞错了，我们把社会公平与效率过多地寄希望在官员的道德自律上，而不是磨砺治理手段，这很可怕。如果房地产业出点问题，股票证卷市场出点问题，煤矿企业出点问题，就把规划局长、建设局长、证卷商、房地产商、煤矿业主抓起来，那只是追究直接责任，真正的长效机制是完善相应的管治体系。建立长效机制需要技术创新，会比道德惩罚来的慢，但是有效。　　举个例子来讲，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深圳尤其首当其冲。危机关头，深圳政府关于企业受影响的情况一度盲人摸象，各种统计数据大相径庭，应对危机的决策更是无从找到依据。这是官员道德问题吗？肯定不是，至少直接的原因与官员道德无关，相反，这与经济统计、民意采集没有形成有效机制有关，这是技术问题，是社会治理的手段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技术手段问题，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其实就是民间组织总会，叫社会组织总会的全国独此一家，这个总会的团体会员原则上包括深圳所有的行业协会、商人组织在内）向深圳当局递交了一份建议，希望将民间化改革后的深圳行业协会纳入法定统计序列，以便这些行业协会真正担负起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战略规划、行业公共服务等多项职责，引领所在行业危中觅机，抗击金融海啸。　　总会认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行业协会，符合国际惯例。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以购买服务方式来实现，既可保证政府与行业协会的相对独立性，又类似商业契约的对价有偿，政府与协会可以通过平等交换的方式获得各自所需，从而形成不同于民间化以前那种上下隶属关系的新型政府-协会关系。　　总会列明了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的正效应：　　A、政府可先于外界获得完整的、及时更新的行业统计的第一手资料，行业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行业决策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行业批评和行业建议都可得到原始材料。　　B、政府对行业意见的收集、整理将可以得到包括社会组织总会在内的专业支持，社会组织总会延请相关专业机构对行业报告把关、整合，行业意见由此可以提升为政府决策可以直接采用的相对专业的咨询意见。　　C、政府意图的传达、贯彻将更加顺畅，行业协会对政府部门的疏离感将达大减少，政府的亲和力、号召力将因此加强。　　D、因为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行业协会的基本生存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由此可以有时间、精力以及一定经费去从事行业统计、行业调查等公共服务，到位的行业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会员加入协会，会员增多后协会的公信力、影响力、资金筹措能力相应得到加强，行业协会发展因此进入良性循环，逐步过渡到没有政府扶持也能健康发展的新阶段，达到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最初愿望。　　E、创新深圳吸纳高端人才的新模式。行业协会要写出合格、优秀的行业报告，就会重视对优秀、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协会不仅是行业公共研究的平台，而且还将是深圳高端人才的蓄水池、聚集地。深圳家具行业协会囊括全国所有家具专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就是成功案例。以协会为平台，这是缺乏高校、缺乏科研机构的深圳最合适不过的人才引进模式。　　F、在企业无力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政府机构又因为体制所限难以搞质量高效率地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的今天，转移部分财政支出，支持社会组织创造性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有可能打开中国深层次社会改革的通道，使得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创新局。　　以上建议，毫无道德谴责，但是大大地解决了问题。如果深圳当局认真采纳实行，将奠定深圳经济数字化管理的坚实基础。　　当年北宋社会管理日趋繁杂，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可惜王安石的术，在州郡尚可管用，验之于国家，就失灵了。到了明初，朱元璋以窒息经济发展换得管理方便，中国商业经济因此被人为阻遏了500年。今天，中国的舆论基于对前几年贪腐状况的强烈不满，大有迁怒乃至诋毁市场经济的苗头，情形有如逆水行舟。在朱元璋与王安石之间如何取舍，深圳社会组织总会的建议已经给出了答案。　　六、站在深圳看中国之：中国的榜样是英国，不是法国　　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中国人对英国的好感明显不及法国。法国大革命、巴黎的时尚华丽，曾经很得中国人的心。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与法国人，在文化、性格上有相似之处。这有点糟糕。　　前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有法国的一集。法国大革命对于人类社会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法国本身，就是一地鸡毛的悲剧。法国本来是欧洲发展得最好的国家，在当时法国人看来，英国人长期以来根本就是乡下人，不值得与法国人相提并论的。但是法国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社会对话与沟通的机制，由于国王、贵族和普通老百姓不能通过议会这样的圆桌会议坐下来谈判和妥协，鸡毛蒜皮的矛盾就被激化了，结果民众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亲爱的法王路易十六同志还被蒙在鼓里，悠闲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记上“平安无事”。英国人比法国人聪明一点的地方就是，在处死一个国王之后，王权和民众都觉得不应该以暴易暴，而是应该学会协商，国王可以提出国王的要求，民众也可以提出民众的要求，王权与民权的边界通过议会来讨论界定，大家在议会中争啊吵的，诉求都表达出来，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互相遵守，这样就不用在议会外边大打出手了。不要以为议会都在讨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税收，也就是卖一个面包、生产一匹棉布得给国王多少提成的事情，这样的提成比例谈好了，烤面包的、纺纱织布的人跟国王就没有矛盾了，大家相安无事，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就有了。同样，商人与商人之间也通过谈判、契约、商业仲裁解决矛盾，就凭这一点，英国这个乡巴佬把法国贵族甩在了身后。中国向来有暴君和暴民交相折腾的传统，这点的确象法国，而不象英国，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主多起来了，中产阶级发育起来了，中国人能不能更象英国人一点呢？　　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比法国国王更重视商业。1303年，他以“商人宪章”的形式邀请各国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地带着他们的商品进入英国，并居住在那里。”所有商人，不管是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人，还是伦巴底、佛罗伦萨、普罗旺斯、法兰德斯的商人，均可带着他们从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那里购买的商品离开。与当地商人发生冲突，由“商人法”来解决。在全英国全境公开标准的度量衡并正规化。这种对度量衡统一的注重，说明王国已经开始从整体的高度改善市场环境和产品质量，从而形成良好的交易秩序和经营氛围。1455-1485年，30年红白玫瑰战争之后，旧贵族力量互相消解，新兴的都铎王朝把英国从那种分裂、封建、分散、不统一的状态之中拉了出来。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新的英吉利民族诞生了。都铎王朝以民族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工商业迅速崛起。　　英国盛产羊毛，但是，早期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却在不产羊毛的佛罗伦萨。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就建议：禁止输出英国羊毛和输入外国羊毛制成品，扶持本国羊毛加工业。英国纺织业因此得到保护，并迅速发展起来。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又通过缔结“大通商”条约将英国廉价的呢绒等工业品倾销至尼德兰，推动了英国呢绒业的大发展，亨利七世因此被称为“商人的国王”。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满足纺织业需求，从15世纪的最后30年开始 , 英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重大变革，为养羊腾出地盘，史称“圈地运动”。与大量的原料供应、大范围的倾销市场相适应，钟表匠凯伊发明了快速织布的飞梭，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高效的珍妮纺纱机，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单向蒸汽机之后，蒸汽机推动着纺纱机、织布机，牵引着满载羊毛原料和呢绒制品的火车、轮船，英国的毛纺织业率先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英国不但从一个“农业附庸国”摇身一变而成为“工业强国”，而且还因此成为“日不落”帝国，一度取得主宰世界的霸权。　　英国是个孕育出大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国度。培根的自然哲学、崇尚以事实为依据的经验、反对先验、力主归纳，和伽利略主张的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自然规律一起，奠定了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开普勒三定律的观察结果到万有引力的发现，在牛顿的经典著作中不难看到培根自然哲学的影子。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工匠的儿子瓦特、铁匠的儿子法拉第、农夫的儿子焦耳……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接受了完备数理化教育的博士生，但他们没有由于学历不高而遭歧视。尊重事实、尊重经验、尊重常识，这正是英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因为尊重商业、尊重商人、尊重人的劳动与创造、尊重科学与发明，英国工商业一马当先，领近代商业文明之风骚。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亚当·斯密、培根、牛顿到瓦特、法拉第、焦耳、麦克斯威尔，这些杰出人物及其杰出思想、杰出发明都出现在英国。因为尊重现实、尊重王权、尊重既得利益，懂得谈判，善于妥协，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早在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限制了国王的绝对权力，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限制的事实，结果英国王权维持得最久远、最有尊严。这种大家互相尊重、各守边界的生存智慧，反而把各自的价值彰显得更加淋漓尽致。英国人懂得克制、彬彬守礼的绅士风度，是在经历了血雨腥风之后才习得的，英国人之后，人们又经历了无数的血雨腥风，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弥足珍贵。　　而在法国，无论是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还是世袭的“佩剑贵族”，都是依赖于地租而不是经商所得来维持其奢靡的贵族消费。商业财富最终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无底洞的官阶制度买了单，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徽商的境况有某种神似。　　在英国商人与王权逐渐达成立宪共治的同时，法国的波旁王朝却错漏百出。　　法王亨利四世重视农业，他认为“耕地和牧场是生活的两大源泉”。他命令农学家奥利维尔·德·塞尔写了一本《农书》，传播农业知识，宣称要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大受法国农民的欢迎。　　他也鼓励工商业，如在蚕桑种植的基础上发展法国丝织业，到处筑桥修路，发展贸易。但是法国的手工业更象农村的家庭副业，商人们把原料和工具分发给广大地区的农民，由他们在家中生产，交出成品，领取工资，这就难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　　为了充实府库，亨利四世鼓励发了财的商人拿钱买官，还让当官的人每年缴纳官职税，其数额为官职售价的1/60，任何人只要定期缴纳官职税，官职就可以世代相传。其长期的后果是：把发了财的商人--事实证明是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这是因为，在法国当官就可能成为贵族，而一旦成为贵族，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了，否则他们就要失去免税的特权。　　为了防止家族的中落，有不少贵族拼命讨好王室，以求得到王室青睐，取得大量赏赐，这就使国王处于养尊处优的境地，更加骄横跋扈。亨利四世把行政命令直接下达给由国王委任的各省监督官而不是省长，路易十四靠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贵族，从17世纪起，波旁王朝停开僧侣、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协商国是的三级会议，钳制巴黎高等法院，平息福隆德运动，废除南特敕令，镇压“赤足汉”暴动和卡米撒起义。最终，到1789年，在谁有权决定赋税问题上，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一切妥协均成为不可能，法国大革命血雨腥风，玉石俱焚，一地鸡毛。　　王权不对国家负责，有产者不对国家负责，无产者也不对国家负责。如此一来，虽然有伟大的、极具理性的、科条完备的《拿破仑法典》，但是也难保法国历史长期扰攘纷争，总无宁日。事实上，旨在用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拿破仑法典》起源于主张用王权和法律严格控制商业的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法国人就是如此的矛盾和偏激。一会儿极端浪漫主义，一会儿极端理性主义，法国工商业始终没有获得稳健发展的机会。　　经历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中国已无贵族可言，无排场可言，无世爵可言。我们都是白手起家的小商人、小老板。深圳因为创业者更多、更密集，中小企业主更成气候。扩大到整个国家，我们就需要一种重视中小企业的氛围，是这种氛围孕育出大企业，孕育出国家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帮助象英国这样的小店主之国击败象法国那样的权力渊源深厚的老牌帝国。这个过程并不长，华为在十几年前，不过是2万元起家，今天已经可以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欧美对手心惊胆怯了。　　七、站在深圳看中国之：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小罗斯福，而是老罗斯福　　金融海啸带来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期的经济萧条。政府和学术界记起了把美国带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但是，对于多年处于市场劣势，手中没有余钱，有了余钱也要积蓄养老、防病、供子女上学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　　当今中国的情形，与其说类似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不如说更像美国19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　　南北战争之后，被解放的黑奴和数百万移民投入到机器化大生产中，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是经济的发展却未惠及大众。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旧城市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大型城市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当时松散联邦政府体制下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州政府和大型工业企业听之任之，企业纠纷、劳资纠纷、城乡矛盾得不到解决。那些在财富上迅速崛起的工业家和金融寡头，显然更关心如何攫取更大利润，而非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和订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契约。铁路公司老板威廉·范德比特在回应外界质询时说：“公众？去他妈的吧”--尽管这个“著名”的回答很可能是他人杜撰的，却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垄断资本家的心态。人们咒骂垄断者是“强盗般的大亨”，却无力反抗。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社会生活开始动荡。GDP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了，社会矛盾却开始激化，劳资纠纷，不公平竞争，都出来了。纽约一个纺织厂发生火灾，工厂大门被锁死了（也是因为老板为了防止员工溜号），工人逃不出来，140多人被活活烧死。情形与深圳当年的致丽工厂大火如出一辙。　　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老罗斯福，著名外交口号“胡萝卜加大棒”就是他提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他没有好评--在把揭露新闻的写作者挖苦地称为“扒粪者（muckraker）”之后，认同并推进了轰动一时的“扒粪”揭黑运动。罗斯福看了小说家辛克莱的《屠场》以后惊骇到再也不敢吃香肠。他親自邀請作者到白宮与之面晤，最后导致国会通过洁净食品和药物法及肉类检验法。从此，美国人开始吃到比较洁净的肉食。　　他不客气地挥起了政府调控大棒，打散了托拉斯垄断组织，鼓励成立工会组织，开启了美国社会的一系列改革，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普通人权益方面，老罗斯福不惜与垄断资本家对抗，结果，美国梦不仅没有因此破碎，反而因此得到成全。在解决劳资矛盾时，西奥多·罗斯福甚至把劳资双方请到了白宫来商议，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同时，一些州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条文，明确了工伤赔偿标准和工人的劳动时间。有的州政府，还对与公众生活相关的企业进行管制，建立了公开的听证会制度。从西奥多·罗斯福任职开始，美国政府先后对40多家公司提起诉讼。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和烟草托拉斯在司法部的起诉之下被迫解散。政府通过宪法对垄断进行限制的原则也由此被确立起来。西奥多·罗斯福设立了公司管理局，专门处理反托拉斯诉讼。此后，反托拉斯的行动被正式纳入到美国政府制度化的长久政策之中。　　正是因为老罗斯福在打击垄断、维护自由竞争、保障基本人权方面卓有成效，他受到了美国人的尊敬。70多年前，美国人选择了四位著名的总统作为本国的象征：创建国家的领袖乔治·华盛顿、起草了《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解放了黑奴的亚伯拉罕·林肯、还有一位就是20世纪的第一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们的雕像矗立在南达科他州“总统山”巨大的摩崖石刻上，这个老罗斯福就是因为改造美国社会而忝列其中。　　回顾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看看我们的现在，何其相似乃尔。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算不上是我们自己揭发的，我们的“扒粪者”在哪里？《新劳动法》激化了劳资矛盾，谁能把劳资双方请到一起平等透彻商谈？2002年，深圳市长于幼军敢于约见《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络“扒粪者”我为伊狂，今天谁能把中国带进“老罗斯福时代”？　　八、站在深圳看中国之：何谓受欢迎的政府、受欢迎的官员？　　两会前夕，网络上做民调，看到民众最痛恶的事情，是腐败，以及与权力纠缠不清的行业垄断、利益垄断。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邓小平式的改革实际上就被终结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开始无孔不入地介入商业领域，介入商业领域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育市场，而是肆无忌惮地从市场中捞取自己的好处。以前的政府权力也很大，掌握资源也很多，但是政府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放权力，释放资源，所以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慈父形象，改革开放，万众欢呼。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却经常以这种改革那种改革的名义收回权力，搜刮社会资源，窒息民间活力。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甚至税制改革，成本都推给社会，推给地方，好处都留给权力机构。中央的日子、机关的日子、垄断行业的日子，空前好过起来，人们开始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队伍，挤进与权力挂钩的垄断企业。直到药价飞涨、房价飞涨，人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怨气全部发到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上，政府被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波峰浪尖上。　　回想起来，偶们党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发动起农民，夺取到政权的。等政权到了手，却搞什么劳什子公社，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土地，连在自己家里养只鸡都要被批斗，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经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锦绣江山，满目疮痍，艰难竭蹶之际，才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说是改革开放，不过是给农民、给企业、给地方一点可怜的自主经营权。以前大包大揽，后来兑现不了，于是松了口，放了手，让大家自谋生路而已。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勤劳善良，生存环境稍微宽松一点，就为执政党赢得了GDP翻两番的成就，开心幸福得合不拢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农民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田园牧歌唱得最嘹亮、最漂亮的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社会转型的阵痛开始发作，权力借机收回了下放的权利。今天，中国政府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具有世无其匹的财政支配能力，然而普通老百姓却在为住房、为上学、为看病、为养老送终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烦恼、焦虑、恐惧，以至开始怀疑改革，阻止开放，希望回到30年前的毛时代。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人们的幸福感也普遍缺乏。这就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酷现实，掩耳盗铃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赢回民意的办法是积极寻求对策，乘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　　其实，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当年袁庚在深圳蛇口就已经遇到了。蛇口没有回避，他们从企业赢利中拿出资金，建设了当时最好的学校、医院、社区，他们率先建立的职工保险体系，如今演绎成中国最具国际前瞻性的平安保险集团。可惜啊，蛇口的探索后来被人为地掐断了，蛇口的往事也已经快被人们淡忘了。　　是时候调整政府的工作重心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要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今天，经济建设的责任就完全托付给企业吧，党和政府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服务方面来。顺差已经很大了，政府的钱不要再用来优惠老外了。在学校、医院、养老院、廉租房、社会保险、公共行政方面多花点心力吧。胡温新政，光取消农业税一招，就让叫嚷多年的三农问题迅速缓解。如果接下来的5年，胡温能比较全面地建立起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中国人就有福了，也能象老外那样气定神闲地过日子了。　　需要强调一点，政府要建学校、建医院、建养老院、建火葬场，但不是建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养老院、最好的火葬场，这是民间资本发挥的空间。政府只需要建有一定前瞻性、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一定地方特色、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相对标准化的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立养老院、公立火葬场。这才是政府财力可为、政府能力可管、普通百姓可以受用的基础性的公共设施。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建最好的医院、学校，收高昂的费用，最后只有富贵阶层才能享用，这就相当于拿普通老百姓的纳税钱去为少数权贵和富人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不但穷人不能受益，还会挤兑民间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的生存空间，那又是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我们前几年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都不幸走了这条歪路。　　九、站在深圳看中国之：打造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上流社会　　吾土吾民，忌富贱商。殷周时期，商人尚多风流倜傥之士；秦汉以降，司马氏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盛况就基本上不再有了。王朝更替频密，名门望族也难以代代相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黑手高悬霸主鞭，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室贵族的世袭无法连续，优雅、高贵的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既无法养成也无法传承。　　一个缺乏上流榜样的社会很容易沦落为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信仰、没有秩序的社会。作为深圳人，我自然留意过隔河相望的香港。近10多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上流社会率先裂变，紧接着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信心动摇，最后广大下层百姓失去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向上攀爬的阶梯断了，社会秩序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们都找不到出路的社会，哪里会有中下层社会的人们安身立命的机会？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令人不齿的社会，怎么会给中下层社会的人们以希望、信心和自豪感？　　不幸的是，历经百年折腾，中国大陆不但无富无贵无上流社会，就是在短短近30年中先富起来的这批人，也是伤痕累累，负重难立。社会的熏陶、家庭的教养、自身的修为，固然不值得一说了，就是因富思贵，也找不到通道。索性破罐子破摔，多少有些变态地报复社会。　　为什么不能用世界眼光看看成熟商业社会是如何引导财富回馈社会的？早期的威尼斯，有钱并且有公德心的人们被称为“好人”，管治威尼斯的正是这样一个“好人集团”。英国人有一整套完善的爵位系统，把那些有才华、有品德、有财富的社会精英，纳入到上流社会，团结在王室周围，授之以公侯伯子，绳之以绅士风度，鼓励他们为社会奉献，为国民垂范，英国贵族是以层出而不穷。香港传统的上流社会的形成也与此相关。　　当今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人们是不是没有积善行德之心？当然不是。深圳“义工”全国之最，深圳的慈善捐献全国领先，一个视时间金钱如生命的城市，也是一个爱心充沛丰盈的城市。去年深圳举办过一次主题为“优雅的力量”的论坛活动，富裕人群趋之若骛。因富思贵，向往体面、优雅、尊贵的生活，这符合人之常情。可是我们今天的慈善、公益活动基本上由政府部门严格控制。什么时候捐献？捐给谁？捐出去的钱物怎么花？怎么用？效用如何？捐献者如何扬名立万？……，一概由政府说了算。为什么不能由民间自发捐建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并且由私人冠名，交由民间自我管理？　　权力与金钱不结合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私通淫乱，还是公开合法联姻。权力不能直接把手伸进富人的口袋，也不能动不动就给他们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需要专才、需要竞选的议员资格，富人需要的也是安全感、以及受尊重的感觉。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平的，是流淌的，不给私人财产永久合法保护，不给社会财产的拥有者参与社会管理、回馈社会大众的合法权利，越是巨量的财富就越会悄然地流失。这个话题可说的太多，我只能避实就虚了：我们的政权是因为对财富以及财富阶层的仇视而得来的，后来又变得对财富谄媚讨好，现在是到了正视财富、与财富阶层优雅地周旋的时候了。　　站在深圳看中国，这个话题大大有的说，我说的这些只能算是抛砖引玉，欢迎各位跟拍或跟帖。我国的宏观经济如何影响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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