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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五十年多里，也有党、政稍有分开（只是有一点分开）的时候，比如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辞去国家职务后，形成毛为党，刘少奇是国家，各管一摊的局面，这时就有点政府和政党分立的意思，只是有一点点这种倾向。但是毛泽东马上就让这个局面终止。毛利用文革把刘抓起来整死，把地方政府中倾向刘的人清洗干净。党又变成了政府——中央文革小组管所有的事情，从政策到官员任命。这种情况属于政党不受政府的监控，并代替政府。比如党说把国家抓起来，就抓起来了，什么法律程序也不需要。政府总理周先生更不敢对党说一个不字。大法官自己也被扣起来。他们都必须高喊毛万岁，还要挥舞小红书，政府是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不能制止政党的乱搞。中国的历次运动，都可从党、政之争角度分析。解放前的事情就不说了，解放后的反右运动，也有共产党整治政府的内容。因为那时候的政府，好像还是个联合政府，非共产党人士和党派在政府各部分中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多是专业官员，也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我们知道，现代政府靠他们支撑。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他们是政府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和共产党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毛泽东依靠的那部分工农分子，在解放之后，互相渐渐分离。分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的出身成份不同，而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党、政分立，因为那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工作。政府需要政府工作的专业干部，党需要党务专业干部。现代社会需要他们各干各的，就像需要钳工和车工各干各的一样。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人，是党务工作的专家，他们很会发动群众，那是他们的专业。但是他们没有政府工作的专业知识，所以不可避免地渐渐脱离政府工作。可是毛先生不愿意。反右运动主要是打击企图使党、政分立的人，重点对象是政府工作专业人士。当时知识分子干部“鸣放”的目的，实际上是力图建立现代专业化政府，并用政府的来监控政党，主要是共产党。右派分子的意见，多是谴责共产党派到政府里的官员，不懂业务而且乱指挥。还有极少数胆大的，敢谴责共产党自己违反宪法。他们的意思是政党不应该代替政府，党的命令不可代替国法。当时有些官员或许是政党工作的专家，但是他们对政府工作并不在行。如果让他们继续干他们内行的政党工作，而非来代替专业人士作政府工作，对国家民众都有好处。但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毛泽东为反驳“右派言论”，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外行就应该领导内行”。这篇文章可作为诡辩的范文。我们只想说明，可以从党、政之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而这党、政之争的起因，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党政分离，这种客观需要引发了很多斗争，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右派分子也要求共产党的干部接受国法的约束，任何政党都应该接受宪法的约束。这都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但是共产党不干。他坚决地要整个地代替政府。谁反对他这么干，就把谁打成右派，他成功了。他的成功马上就变成了灾难。不懂专业的“党府”（政党政府），推翻了陈云等专家制定的二五计划，代之以不切实际的总路线和大跃进。在反右之前的政府中，内行人比较多。如今这些内行都被劳改了，没走的也被外行领导着。他们对毛的计划，绝对不敢说三道四。说了只能使自己也去劳改，没别的作用。毛搞大跃进完全是用作党务的办法作政务。这就是用发动民众，代替科学计划。炼钢也用发动民众的办法。当时处处都是“小高炉”，“小炒炉”（炒钢）。笔者参加过大炼钢铁的运动，亲身体会：小炉子非常浪费，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料。产品质量可达到十二世纪的水平，但永远别想达到二十世纪的水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炉子的体积越大，越能节约能源，炉内温度也越高，冶炼的质量和效率也越好，中国有很好的冶金学家，他们都被劳改或外行领导着，所以什么也不敢说，毛的想法是，当年他打仗就是靠发动民众赢的，如今也可以靠这办法在炼钢上胜利。这就是用作党务的办法作政务。结果大家都知道。跃进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大。总得有人负责。毛先生为了推卸责任，可用了不少办法。首先是把揭露真实情况的彭德怀，打成右倾分子野心家，说他想从毛手里夺权。然后是由林彪元帅提出“交学费”论。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交学费，政党学作政府的事，还能不交学费现在蔚来股价？结果他的责任就小了很多。他的党的、军和党内地位被保住了。但是也必须交出政府权利。刘少奇为首的政府官员集团，以为自己胜利了。他们认为有了建立专业政府的机会。那几年，也就是60年到66年，有一点政、党分立的意思，只是有一点点。主持政府的刘周邓等人，做梦也不敢和毛分庭抗礼。因为军队在毛手里而非在政府手里。虽然这样，毛泽东对政府工作的干涉，比以前少了很多。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没有任何政府职务，所以政府专业官员集团，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干了几年，大约也就是六年，就干不成了。党又一次向政府进攻——发动文化革命，并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政府，包括刘少奇本人。党再次成为政府。说实在的，这时政府内部已经没有党外专业人士，而且据毛先生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以文革的目标并非整治党外人士，而是整治党员。党外人士已经在反右的时候被整治光了。问题是政府已经被共产党员全部控制了，为什么毛先生还是要整治政府官员？说起来这事很可笑。因为这是个科学问题，这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党工作和政府工作本来就是不同的专业工作。不管是不是党员，如果要做好政府工作，就一定会形成一个政府专业集团，同样政党工作也是一种专业，这种专业必然迫使党务工作者们形成一个党务专业集团。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就像现代医院必然有内科外科的分工一样。所以用不了几年，必然形成党、政两个集团分立的倾向。而这倾向使毛先生非常不舒服，因为他要控制一切。他认为一旦有人不受他的控制，那就威胁到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旦失去这个地位，从中国的历史看，就意味着受人控制和被人宰割。中国历史确实就是这样。因为中国的社会十分古老，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从来没有纵横制衡机制。毛泽东也不相信世界上能有这种东西。他也没去过西方国家。在刘周邓到欧洲勤工俭学的时候，毛先生在中国农村考察。这对他动员农民或许有好处，但对建立现代社会没好处。另外毛先生熟读国史，中国所有史实都证明：谁拳头硬谁是老大，老大就可以随便打老二或老N。而老大之所以能当老大，就是他控制一切，及时地发现并消灭隐藏在最秘密角落里的，企图与他分庭抗理的集团。如果他作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当老大。所以任何政、党分立的倾向，都被毛泽东当作对他的绝对统治的挑战。但是现代社会又必然会产生这种党、政的分工。所以他就倒楣了，他就向唐吉哥德一样，向风车冲锋。他比唐先生更惨，他是向太阳冲锋。因为党、政分离这回事，就像太阳一样，必然并自然地要在现代社会中出现。我们接着往下说。他把刘少奇的政府集团给消灭了，但是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政府集团，那就是周恩来的。这个集团干的还是和他分庭抗理的事，他就向周先生发起进攻。周先生及早地死了，没来得及被毛先生或毛夫人打成反革命。但是紧接着就来了邓先生的政府集团，把邓打倒之后，安排了能力威望都低下的华国锋。但是就连华先生也能形成一个政府集团，而且把毛先生遗留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集团消灭。我们说过，这件事毛先生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党、政是两个专业，不可能以党代政。也不可能以政代党。毛先生在解放之后，每隔几年就发动一场对政府的进攻，而且每战必胜，最后他还是失败了。人总不能让太阳不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工作为重点，共产党的党务工作实际上停顿了。我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不停地搞阶级斗争，到死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奋斗。这是党务工作，因为共产党的本业就是搞阶级斗争和实现国际共产主义。改革之后停止了这些工作。这事很好，因为阶级斗争对社会对人民都没好处；国际共产主义也没人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政府集团的胜利。他们在建国三十年后，终于能作政府应该作的事情，而非作政党作的事情。党、府之争从此告一段落，党务不再干扰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从改革之后，才真正地走上轨道，也就是稳定地按长远计划工作。以前政府不能这么作。五十年代的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就被毛泽东先生打乱。六十年代的刘周邓政府，才干了六年，就被消灭。而改革后的政府，可以基本稳定地按计划工作二十多年。也有理由相信，他还能再稳定地干十年。这就是中国改革能有今天的成绩的主要原因，也是港台和外国投资者愿意来中国的原因。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使政府强大、高效、稳定、有计划，知识水平提高。我们说过，现代民主的重要因素，就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改革使中国的民主程度提高。这也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我们都能感觉到，现在不管你什么出身，是不是党员，不再受歧视，也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也能吃饱。经济发展更是有目共睹，这都是在改革之前人们梦想而不得的事情。如果没有稳定有效的政府和政策，这些事情都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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